文人不相轻，天下无妙文
2015-05-02 来源：未知 点击：1311次
文人不相轻，天下无妙文
蓝永秀
蓝永秀
最近，一位大老粗跟我海了三碗酒，神秘地对我说：文人不相轻，天下无妙文。之后，拍拍我的肩，乜乜斜斜地扛起锄头下地刮玉米苗去了。
文人相轻还能“轻”出精妙的文章来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
据说，北宋时期，张耒作了一首诗请苏东坡指教，苏东坡看了笑着说：“天边赵盾益可畏，水府右军方熟眠。这是热汤清炖王羲之。”张耒心中不服，也指出苏东坡的诗中的人名用得不当，苏东坡则要他去找曹操理论。这是“文人相轻”的典故。
文人相轻，一直以来多有听闻，然而，“文人不相轻，天下无妙文”却使我感到新奇，思来想去，觉得这句话说得酷极了！
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，历代文人多惊呼。傅毅和班固不是兄弟却形同手足之情，而班固却看不起傅毅，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：傅毅因为能写文章而做了兰台令史，但他的文笔拖沓散漫。因此，当时的文帝感慨道：文章并非一种体裁，能写好所有体裁的文章。
文人相轻其实就是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，也就是轻视别人，唯我独尊。 昨天有幸读了江凤鸣先生的文章，对文人相轻更是认识入深，他把文人相轻概括为四大特色。以下是其文章的摘录：
其一是科班看不起草堂班。何兆武在《上学记》中讲了这样一段往事：
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，他当过兵，后来到大学教书，还成了教授，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，从刘文典到钱钟书都是这样。有个同学跟何兆武讲，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：“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。要讲教授嘛，陈寅恪可以一块钱，我刘文典一毛钱，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。”
文人相轻，“轻”到可以用一块钱、一毛钱、一分钱来称量，刘老先生的高论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真让人忍俊不已，可以称为老顽童了。可是细想现实，我又有些笑不起来。今日的“沈从文”们还能到大学当教授吗？据说就连幼儿园的老师里，现在也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了。没张文凭，你大概连门槛也迈不进，连被称量的资格也没有，就遑论价值几何了。这是不是比“一分钱”论，更严重的相轻与歧视？
其二是乡党情结，此地人看不起那地人。民国初年。某日陈独秀前往拜访章太炎，时逢钱玄同、黄侃在座。谈起清代汉学的发达，所列举戴、段、王诸人，多出于安徽、江苏，故陈提起湖北没出过什么大学者，结果引起黄侃的不满，“湖北固然没有学者，然而这不就是区区，安徽固然多有学者，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。”此事见于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录》。
陈独秀是说者无心，黄侃是听者有意。一句“安徽固然多有学者，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。”愤然与不屑之情，跃然纸上。中国文人之喜欢以地域抱团扎堆，也是“自古而然”。什么桐城学派、公安学派、江浙学派、湖湘学派、海派、京派，不一而足，若只是以地域结党，各显其姿，促使文化学术精彩纷呈倒也是好事。问题在于，文人们一旦地域流派成型，就开始唯我独尊，党同伐异。京派讥笑海派鸳鸯蝴蝶娘娘腔，海派大骂京派官腔官调油嘴滑舌。江浙人看不起山西的土豆山药蛋，山西人不待见江浙的小家碧玉。文人们只顾地域，不问是非，隔空相骂，闹得乌烟瘴气。这样的公案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多到数不清。这是文人们由个体间的相轻，发展到群体间的相轻。
其三是黛玉心结，反唇相讥。王碧岑1979年在《北京文艺》上写有一篇叫做《往事难忘》的回忆文章，其中有个故事，叫人读了喷饭。忍不住要笑上三天。
1934年的一天，山东大学请老舍做学术报告。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，说：“一般文艺作品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、一脸横肉的大胖子。”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，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，西装革履、举止稳重，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。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。他针对老舍上周讲的坏人形象问题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就我个人所知，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，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。”
这则旧闻，听了发笑。让人不禁想到赵本山和宋丹丹春晚小品中，那段关于乌龟穿马夹的精彩段子。老舍先生关于文艺作品中坏人形象的说法，本是经验之谈毫无恶意，而梁实秋先生的反唇相讥就多少有点黛玉情节，多心疑鬼，不那么厚道了。两位都是我所尊重的文学大师。这令人捧腹的故事，笑罢又让人多少有些个心酸。文人相轻，原本不该如此。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还真就连绵不断。最近这几年，关于余秋雨的议论，时下韩寒们的论战，也是精彩不让当年的。
既然魏文帝说了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。这般故事，代有遗传也就不甚稀奇。其实魏文帝本人也是个建安时期的大文人，与“文人相轻”相比，更有文人相煎的精彩一幕。他因自己的才气，比不过三弟曹植，就逼着曹植一定要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，不然就要取其性命。曹植无奈，含泪吟出那首名传千古的七步诗：
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
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
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
其实，回想三、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，这样文人相煎，以致血肉模糊，人头落地的故事还少吗？文人相轻以至于文人相煎，自有文字、有文人以来，代有遗传，数千年来，连绵不绝。这是历史的不幸，这是文人的不幸。
其四是看似相亲，还是相轻。这则出自魏邦良《隐痛与暗疾——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》的故事，比较近前，也最能让人体会文人相轻一词的真正内涵。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：
1982年夏天，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。钱钟书真改了，而且改得很多。胡乔木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，说：“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，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，改一改，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，你看怎么办好？”后经李慎之斡旋，钱钟书意识到自己改“错”了，就给乔公去了封信：“我恍然大悟，僭改的好多不合适，现在读您的来信，更明白了。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；您是仁人志士而兼思想家。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。”这故事读来有些滑稽、有些个尴尬。我们的无锡老乡钱钟书，虽然一部《围城》写的机敏精辟，但终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书呆子。前边为人改诗，原就是文人性情，后边书信中语，也脱不了文人习气。乔老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还轮不到我们这些小民评说。故事中透出的是非曲直，想必大家自有定评。看来这文人相轻，是不论身份地位的。 最近，各家电视台都在热播新编“三国”电视剧，其中“诸葛亮三气周郎”的故事最为精彩，这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“瑜亮情结”真不知何日才是个穷尽？
文人相轻，艺人相贱，这是古往今来的陋习。江先生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他把文人相轻的特征尽显淋漓。而秦少油在他的博文里也对“文人相轻”做了评论。他说：
李白和杜甫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诗人。他们作为文人的友谊也是天才和超脱的，没有利益的勾勾搭搭，没有情感的纷繁纠葛，他们干脆利落的告诉后人：文人可以不相轻。就是这么单纯的友谊，就是这么单纯的想法。使得杜甫可以毫不吝啬他的溢美之词“天子呼来不上朝，自称臣是酒中仙",其中有仰慕，有褒扬，唯一没有的是阿谀，当然更没有奉承。那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是多么中肯的解释。虽然李白对杜甫的点评很少，然而从他对孟浩然的浩浩歆羡里，我们不难看出李白对文坛同仁的态度和想法.他说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，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间”。这是多么高尚的友谊，这是多么恰切的评价。
这是文人相惜的慨叹！
一次聚会上，一个文友举起酒杯对大家说：文人不能相轻，要互相吹捧，共同进步。
互相吹捧，能不能进步，这个很难说，毕竟牛到底了终是捧不上树来，狗屁文章最终吹不成经典名篇。但文人相轻倒倒会使人得益，叫人进步。
文人相轻，相轻的是文品。相轻文品，是一种期望，适合竞争法则，相轻可以促进竞争，提升文学品位，使作品更是臻于完美。在不同的时代，文人有不同的生存环境，生存资源优劣各异，对社会对生活的认知和采掘也不尽相同，文人们的思想也异彩纷呈，曹雪芹、吴承恩、施耐庵和罗贯中成就了四大名篇，《哈姆雷特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李尔王》和《奥赛罗》铸成了莎士比亚的“四大悲剧”。其中，他们每个作者在著作当中所受到的“相轻”与“不公”后人是有所共识的。
文学本身没有一个标准的评价筹码，能渗透读者的心灵、能流芳百世，就是做好的裁判。文章的高低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艺术就是这样，要经得起时间的跨度和群体的轮换。所以凡高活着的时候吃不上饭，死后身价百万。这也是一种时代相轻。
人并非天才，最聪明的作家也不可能半字不改地出口成章指字成文妙咏佳篇的。其作品的成熟过程免不了别人的指正与批评。把这种指正与批评当做帮助也罢，当作相轻也好，这都不失为一种对其作品走向成熟的益处。这种相轻来自正面也罢，来自背面也罢，只要你不是老子文章天下第一的自恋家伙，只要你始终不自以为自己的作品最伟大，对自己的作品能够正确地自我掂量，做到知斤知两，知短知长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一旦有了得意之作,不能飘飘欲仙,不能产生人无及我的气概；对别人的作品能做到客观公正地阅读、评价；须知，自己眼中的其他文章一旦被自己视为粪土狗屎，那么，自己就会失去了汲取文学养分的土壤，自己离孤独不堪、怀才不遇与知音难觅的穷愁苦闷不远了。只要自己在相轻面前不妄自菲薄，不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你便能从他人的相轻中找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便能在在他人的相轻中汲取更多的文学养分而成熟，成长起来。
当文人要相轻时，要凭心而“轻”，要凭智而“轻”，要凭诚而“轻”。要“轻”出对别人有所帮助的益处来。
当文人遭遇相轻时，不免把这种相轻当作一种鞭策，当作一种批评。如此，视相轻为帮助，视不快为乐事，善于和乐于把别人的“相轻”当作自己进步的动力，在“相轻”中找出差距，提高技艺，完善自我，提升作品力度。这不失为一种益处吗？
那个三碗还过岗去刮玉米苗的大老粗一语惊天啊：文人不相轻，天下无妙文！
但愿文人各以所长轻其所短，“轻”出一种善意的批评方式，“轻”出一些诚恳的批评意见，多给人以进步，多给这个世界留下不休的著作！
（编辑：韦汉国）
